青少年时期，对鲁迅没什么感觉。三十岁以后，越来越多地感受到鲁迅笔下的国民性。心情郁闷之际，不时想起鲁迅先生。而对于苏轼，虽然也喜欢，但觉得苏轼一生命运多舛，身如不系之舟，历经腥风血雨，他的作品缺乏对于人性深刻的揭示剖析。无论文字多么优美，没有直面人生现实，终究是一个大诗人无法弥补的缺憾。

然而，在我四十多岁的时候，遭遇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重创。不知不觉，我的心灵和苏轼慢慢靠近了。中秋节前后，千古绝唱的《水调歌头》，常常在我脑海一遍遍萦绕。我终于明白，从来不需要想起，永远也不会忘记的，就是经典。我终于明白，说出了你想说而没能说出的，在心里默诵千百遍的，就是经典：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是的，人生悲苦，世事无常，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。人类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就是一部阴晴圆缺的历史，甚至是一部苦难史。如果敏感一些，你就会听到几乎无处不在的喘息和呻吟，从昨天传来，从今天传来，穿过你的耳朵，飘向遥远的不可知的未来……

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是思念久别的亲人之作，是苏轼为弟弟所作，我还喜欢他的《江城子·十年生死两茫茫》。苏轼在妻子去世十年后的一个夜晚梦到她，想到两人阴阳两隔，内心悲痛，写出了“相顾无言，惟有泪千行”的名句。苏轼的诗文，无论写亲情爱情友情，都弥漫着至深至广的人情味，特别是亲情，朴实，诚挚，没有一丝杂质和做作。人情凉薄，世间仍存无法割舍的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情。苏轼笔下的浓浓亲情，是我灵魂最初和最后的港湾。

熙熙攘攘的尘世也加深了我对于《卜算子·黄州定惠院寓居》的感悟。因为“乌台诗案”，苏轼罹祸入狱，被关押了130天。苏辙说：“子瞻何罪？独以名太高。”迫害苏轼的多是文人墨客。“乌台诗案”后，苏轼被贬黄州。《卜算子·黄州定惠院寓居》正是在黄州写的。有恨无人省，“恨”什么，祸从口出，不能明说。对污浊官场的忧愤，对险恶文坛的失望，隐藏在“拣尽寒枝不肯栖，寂寞沙洲冷”的深入骨髓的孤独里。鲁迅在《为了忘却的记念》一文中写道：“年轻时读向子期《思旧赋》，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。然而，现在我懂得了。”天命之年，我这颗冥顽不化的花岗岩脑袋也“懂得了”。

《卜算子·黄州定惠院寓居》折射出人世永恒交织的光芒和阴影。历经暗礁险滩，苏轼赤子之心不改，在他身上始终看不到嫉贤妒能、幸灾乐祸、蝇营狗苟、落井下石这些人性的阴暗面，他的毛病弱点基本上是一些人性可爱的弱点。苏轼一生做好事不计其数，在密州救灾，在徐州抗洪，在杭州筑堤，在海南办教育……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，深得百姓拥戴。借用一句现代话语，就是“世界以痛吻我，我却报之以歌。”苏轼但愿“长久”的“人”不仅仅是亲朋好友，也包括鲁迅所谓“无穷的远方，无穷的人们，都与我有关”的无穷无尽的人。鲁迅对国民性痼疾深恶痛绝，而当有人问是否去国外时，先生眼眶湿润了：“不去，还是在国内好。”苏轼与鲁迅，两位善良仁慈的人道主义者，心柔软得像棉花。如果两人生活在一个时代，一定是惺惺相惜相看两不厌的两座巍峨的高峰。

苏轼的现实意义还在于坚定了我对于口语诗的信念。我最初受北岛、舒婷等诗人的影响，写意象诗。后来读到于坚、韩东等人的口语诗，慢慢开始尝试意象诗口语诗二者的结合。与当初攻击朦胧诗是“不知道说什么的什么”一样，口语诗也遭到批判和攻讦。我也曾心生困惑，怀疑口语未必是正道。后来一琢磨，李白、杜甫、陶渊明、苏东坡很多经典作品，不也是口语诗或者半口语诗的吗？特别是苏轼的诗词，我最喜欢的几首千古名篇，包括《水调歌头》《江城子·十年生死两茫茫》《卜算子·黄州定惠院寓居》都没有过多运用比喻和意象。“好诗在被严格意义上的阅读过后，总是倾向于引起沉默，引起瞬间的停顿、再现、体谅和同意，甚至感激。”而苏轼的经典之作是一个饱经沧桑的灵魂、令人动容的人生感悟，是诗人馈赠尘世的美好礼物。无论诗坛怎样乱花渐欲迷人眼，我都会坚持自己喜欢也适合自己的写作方向，某种程度上，也是苏轼指引的方向，我会一直走下去。